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上)

金客网 2019-10-15

【文/ 刘小枫,本文为《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序言】

moment[时刻]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标志,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用这个语词所标明的世界历史新阶段已经成为中国的经历,或者不易辨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正在向我们抛出难以抵御的媚眼。毋宁说,古老中国的晚近150年历史清楚表明,新中国的崛起的确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kairos[关键时刻]。

问题在于,对谁来说以及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kairos[关键时刻]?显然,对不同的智识人来说,即便共同撞上同一个kairos[关键时刻],其含义可能会完全不同。

董成龙博士称自己的这本小册子《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读者恐怕很难把此书仅仅视为一篇读书报告。毕竟,作者在题为“引言:阅读司马迁”的第一章结尾时如是说:

草此小书,以汉朝的立朝与立教为线索,贯通《史记》的叙事和司马迁的关切;重整这一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为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聊备一说亦未可知。

很清楚,作者在今天读《史记》意在因应“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是,在上面这段表述中,“立朝和立教”作为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有“汉朝的”界定,第二次没有。按具有世界历史视野和历史哲学眼力的政治思想史大家沃格林(1901– 1985)的说法,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时代同样堪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成龙博士究竟要“思考”哪个时代的“立朝和立教”,显得刻意含糊其辞。在上引那段话之前,作者还说:

司马迁生逢立朝60余年,国朝业已展开关于德性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最终于汉武帝时期形成有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德性的定位,从而规范了汉朝以后的国朝道路,这一道路甚至成为以后中国历朝“超稳定结构”的规范之一。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整篇“读书报告”中,此类修辞或语式不时可见。 很明显,作者刻意将相隔两千多年的两个世界历史时空中的中国时刻叠合起来,以便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今我们身处的历史时刻与武帝-司马迁的历史时刻有怎样的政治思想史关联。

人们难免会问:世界历史上的古今两个中国时刻可以叠合起来思考吗?这样的疑问其实来自作者自己,因为他在开篇就说:自“泰西政教澎湃东来,华夏大地与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不期而遇”之后,“摆在时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该如何走出中世纪”。既然如此,若把世界历史中的两个中国时刻叠合起来看,那么,作者希望今天的我们关切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作者通过体味《史记》书法并追索司马迁的心法,并非仅仅呈现了自己的深切思考。毋宁说,作者把司马迁请回当代,敦促我们反省自己含混的历史意识,缕清自己赖以理解眼下身处的古今之变的政治觉悟。

一、立教时刻与政治史学意识

“立教时刻”是本书的首要关键词,就字面含义而言,它指的是汉武帝形塑中华帝国的那个历史时刻。由于我们的历史时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该如何走出中世纪”,汉武帝所形塑的中华帝国形态就是我们应该走出的历史形态。倘若如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或评价历史上划时代的华夏君王。

在我国传统帝王谱系中,汉武帝早有“雄才大略”、承“三代之风”(班固语)的美誉。毛泽东的光辉词作《沁园春•雪》具有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武帝在他笔下仅仅是“略输文采”,其武功至伟毋庸置疑。但是,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武帝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罪人:他“独尊儒术”,使得中国式“君主专制”政体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罪莫大焉。在现代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武帝一度成了史家笔下的鞭尸对象,甚至其赫赫武功也遭贬低。据说,专制君主的种种毛病在他身上已经显露无遗。

史家贬低汉武,并非现代才有的事情。宋代大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乎与暴虐的秦始皇相差无几。今天的我们没想到,若干年前,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当今史学界名家辛德勇教授出版了名为《制造汉武帝》的小册子,“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三联出版社

此事的起因是,曾有某位德高望重的古史学家凭靠《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武帝晚年临逝前曾经转变治国理念,不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并下诏“罪己”。在晚近的标准国史大纲中可以看到,这事似乎成了武帝应当享有历史美名的证据。经过现代启蒙洗礼的我们难免心生疑窦:天底下真有这样了不起的君王?

德勇教授以令人赞叹的考证功夫让我们看到,下诏“罪己”这件事纯属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的编造。不过,志在澄清史事的德勇教授颇有分寸地告诉读者,他的考证结果至多“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

如今的大学生恐怕不会像史学名家那样有分寸感,他们也不知道司马光罗织的武帝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是否同样“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难免会因此对司马光这样的历史思想家留下负面印象。这位大政治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竟然随心所欲编造史事,令人不齿。按现代的政治觉悟或历史意识,这类政治目的不外乎是为专制服务。大学生们一般没谁会进一步去想,为何司马光明知武帝一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还要编造他临终前下诏“罪己”的事儿。

《汉武大帝》剧照

武帝治国“繁刑重敛”,似乎崇尚法术,而晚年下诏“罪己”,又显得深谙儒术。据说,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宫廷设立了五经博士,10多年后又指定50名太学生跟从五经博士修习儒术,无异于“创办了一所国立大学”。据此,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名家费正清说:

汉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样是个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们一般认为,在他统治时期,儒学成为了中国宫廷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言下之意,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建构儒家意识形态,骨子里却施行法家式的统治。当今古史学家的说法没谁会凭空捏造,个个言有所本。《史记》的写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时代,想必是当今古史学家凭靠的第一手史料。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我国古代的史家讲究“书法”。《制造汉武帝》最后一章以民国初期学人李笠的《史记补订》起笔,按这位史学家的眼力所见,《史记》书法可归纳为12条通例。其中一例为“叚托”,意即“史贵详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谲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

德勇教授由此引出一件史实:汉武帝从未独尊儒术,其治国理念实为“以霸王道杂之”。“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德勇教授还让我们看到,只要史家志在搞清史实,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从明代至今,都不乏这样的史家眼力。

武帝崇尚儒术,见于好些中外古史学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1866 – 1934)说:“文景是黄老之学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非常喜好儒学”。 现在我们得知,即便是名家的说法也未必可信。不过,无论武帝是否真的推崇儒术,后世的史家似乎一致认为,崇尚儒术等于好政治(德政),崇尚法术等于坏政治(酷政)。

内藤湖南

当然,按新文化运动的观点,“独尊儒术”也是坏政治,几乎与“专制”是同义词,这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好政治。历史已翻过新文化运动这一页,广义上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至少在名义上已恢复了名誉。那个古老的问题再度出现,即如何理解汉初立朝和立教所经历的从黄老之术治国到儒术治国的转移。《道德经》由“道”引出“德”,韩非子讲法术或君王术本于“解老”和“喻老”,何以崇尚法术就不是“德”政?

这个问题让人挠头,但作者的“读书报告”仅用了一章篇幅(第四章)来处理。作者关切的核心问题是:“汉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司马迁对此颇有微词”。言下之意,司马迁已经看出,武帝崇儒不是真的。“读书报告”最后一章临近结尾时,作者眼里的司马迁对武帝的立教已经不是“颇有微词”,而是重笔挞伐:

汉武帝立教改制,远不能重光黄帝(五德说),中不能复返周文(三统说),唯取近道,使秦时政法易名重现。司马迁痛心疾首的正在于汉武帝的立教事业,原本应当改制,然而不过以改制之名将秦制坐实为汉朝家法,使汉朝一方面不必再纠缠于汉承秦制与代汉而起的新朝论证,另一方面又实际延续了秦制。汉武帝虽有推行“复古更化”之名(《盐铁论•复古》),却既未“任德教”,更没有“复古”。

看来,作者的观点与《制造汉武帝》的说法似乎并无不同。因为,作者笔下的司马迁认为,武帝仅仅表面上装得来致力扭转其先王以法术治国的60年传统,实际上他比其先辈更为彻底地回到了“繁刑重敛”的秦代。作者紧接着就说:

如果非要说是复古的话,那也不过是复辟秦制而已。只不过,此次不是沿用秦制,而是用隐微手法为秦制提供了儒术的论证,“以儒术缘饰文吏”。此后,以法立国,以儒文明,成为共识。后世遂有“中国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或“儒学的法家化”(余英时)的说法。先王乐教所带有的“情深而文明”(《史记•乐书》)的厚德状态再无可能。

“隐微手法”这顶帽子扣得未必恰当,作者若要描述武帝的“手法”,也许用我们所熟悉的修辞更准确:这就是形右而实左,与我们曾经万分警惕过的形左而实右恰好相反。

无论如何,“独尊儒术”不再是一个历史罪名,应该背负历史罪名的是阳儒阴法传统。作者最后还说:“由此,才有了20世纪革命时期转身回望的斩截之论。”这无异于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在于反阳儒阴法传统。作者引用为戊戌变法献出了生命的谭嗣同的话为证: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

笔者相信,在熟悉中国思想史或政治史的行家眼里,如今谁要说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肯定会被视为学无根柢的不知所谓。但是,“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或“儒学的法家化”之类的说法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关于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式概括的说法多种多样,作者仅引述这三种说法恐怕颇具用心。如此引述实际上让现代中国进入眼下的世界历史时刻的百年历程跃然纸上:从戊戌变法经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若当今的博士生熟悉谭嗣同(1865 – 1898)之后的瞿同祖(1910– 2008)和余英时(1930 –)的学术经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1937)和《士与中国文化》(1987)两书在当时所产生的适时影响,那么,他们不假思索也会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他多少有些政治正确的史学意识的话。

与开篇关于“该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说法相呼应,作者似乎暗示:即便如今为儒术恢复了名誉,不等于今天的我们还应该或能够回到“中世纪”。毕竟,“中世纪”这个世界史术语并非仅仅指欧洲的中古时期或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时期。据笔者所知,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也被以古喻今地用来指现代中国的某个历史时刻,而且,如此用法迄今仍具有广泛的潜在影响。 倘若如此,作者的意思就很可能是说:即便如今为新法术恢复了名誉,也不等于还应该或能够回到那个“中世纪”。

史家余英时

凭靠这种“走出中世纪”的政治史学意识,作者才看出司马迁对武帝“颇有微词”的“笔法”吗?

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才可能看到他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

在笔者看来,这话也适用于作者自己:他对当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立教事宜心有戚戚,但笔法曲折,分散于笔记各处。表面看来,作者是在重述《史记》的历史叙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实际上心有戚戚的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德性问题。作者说,司马迁把配享土德的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无异于设立了“人世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汉武帝改汉德为土德与此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司马迁铺展了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汉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堪称古代中华帝国经历的第一次古今之变,如果这次古今之变确立了阳儒阴法的传统,那么,要真正实现从秦法治国到儒术治国,就有待于当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作者的笔法曲折,仅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其一般。在作为“引言”的第一章中,作者说《史记》虽然从黄帝起笔,但司马迁的思考实际聚焦于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而“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页7)。这时,作者下了一个脚注,以此证明五帝本纪的历史叙述无异于开启了立朝与立教两大事业的论题,而这个论题与其说属于史学性质,不如说具有政治哲学意味。

坦率地说,这个脚注让笔者看得心惊肉跳:被作者用作证言的竟然是马基雅维利(1469 – 1527)的说法和新法术时期的“四个伟大”叙事!在接下来的正文中,作者又说:

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

把这段话与下一小节开篇的说法联系起来看又会怎样呢?

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

这类分散于笔记各处的说法暗中指向了一个幽暗的政治史学问题:何谓新的政治方式或制度。马基雅维利提出这个政治哲学问题,凭靠的是重述李维笔下的罗马史。 这与我们的作者重述司马迁笔下的中华史有什么差别吗?

按国家有关出版的规定,书名都得配上汉语拼音,译成英文书名也行,但作者给出的是拉丁语译名。不仅如此,在“读书笔记”中,作者频频给重点字词附上各色洋文。说到“西方思想以‘首’为‘起点’和‘原则’”时,用括弧为“首”字加了拉丁字母转写的希腊文arche,算得上名正言顺。但说到“子张颇为‘张狂’”时,作者用括弧为“张狂”加了拉丁字母转写的希腊文hubris,就意在汇通中西了。 与钱钟书式的中西语句汇通相比,如此笔法的政治史学意味恐怕只能说是大异其趣。

作者的“读书笔记”共七章,“引言”并未如常见的那样独立出来,而是作为第一章,似乎要凑足“七”这个神秘之数。倘若如此,夹在中间的一章(第四章)虽然篇幅最短(除作为引言的第一章外),其论题就具有隐藏意味,它恰好涉及崇尚法术何以不是“德”政的问题。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一章最后一节说的“事情”就值得我们仔细品味:“阴谋”可用于“修德”也可用于“逆德”。因此,“阴谋修德”还是“阴谋逆德”,端在于“在位者如何确立国朝德性,从而形塑国朝道路,避免僵化老路和易帜之危”。

19世纪后期的著名世界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 – 1897)以关注西方的古今之变著称。在他眼里,西方的古今之变有四次:希腊古典时期的希波冲突以及苏格拉底的立教为第一“变”,君士坦丁打造第二罗马帝国及其立教为第二“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立教为第三“变”,最后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立教为标志的第四“变”。

关于前三个古今之变,布克哈特都留下了传世之作。 关于第四次古今之变的史学思考,布克哈特虽然没有写书,但他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题为“革命年代的历史”讲座课程(1859)留下的讲稿足有四百多页,与专著没什么差别。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实质问题都是立教而不是立朝。人类有文史可查的三千年文明史,各色政体立朝之数不可数,立教之数则可数。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然古老,所遭遇的古今之变没那么多。自周代奠立帝国雏形以来,中华帝国经历过的真正算得上古今之变的历史时刻,严格来讲仅有两次:第一次在东周至汉代初期,“秦政的历史教训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选择,而在于没有着手立教”(页47)。第二次在19世纪末至当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表明,汉代一朝立教就延续了两千多年。

既然作者把古代和现代的古今之变叠合在一起思考,并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作为关键性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值得搞清武帝和司马迁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处境和国内意识形态处境与今天有何异同。不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没可能恰切理解作者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具体含义。

二、武帝西征与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读书笔记”第六章专论武帝,题目是“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标题中的引文来自司马迁,但作者在行文中则说,“汉武帝一边着手平定四夷,一边着手立教事业,希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页134)。笔者感到好奇:“学仙”可以等同于抓“立教事业”而且手段还“硬”?

这个问题属于武帝如何处理国内意识形态,留待下节再说。先看国际政治问题:如果平定四夷堪称武帝的伟大历史功绩,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后人指责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翻开《匈奴列传》即可看到,从周代之初至汉初,匈奴边患从未间断。《匈奴列传》的叙述几乎与周代以来的华夏史平行,或者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伴随着中华帝国的艰难成长。“筑长城以拒胡”起自战国后期(与匈奴为邻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而非秦始皇重建中华秩序之后。换言之,趁华夏共同体长期内战,匈奴集团从未放过扩张辖地和控制华夏之机。

“汉初定中国”时,匈奴集团即夺取高祖分封给韩王的代郡(今山西北部),并随即攻太原深入晋阳(今太原西南)。头脑缺乏谋略的高祖亲率32万大军应敌,冒顿40万大军佯败,退至平城(今大同市东北),设伏将率少数人马尾追冒进的高祖包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定襄县)一带。 高祖被困七日不敌,修书与匈奴提出结“和亲之约”做友好睦邻。冒顿并未因高祖提出“和亲”而罢兵,由于韩王信手下投降匈奴的两位部将答应合围高祖却迟迟未到,冒顿怀疑“其与汉有谋”,才“解围之一角”放高祖一马(《匈奴列传》)。

今天的一些史书说,从此汉初因“和亲”之策而享有60年安宁。看《匈奴列传》才知道,情形绝非如此。“和亲”之策并未解除匈奴不断犯边之患,相反,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时有汉将降匈奴,冒顿多次背约,“常往来侵盗”。至“吕太后时,汉初定”,冒顿仍然骄横,“高后欲击之”,诸将领畏敌不前,中央只得继续推行“和亲”之策。文帝继位后起初仍持“和亲”之策,因匈奴继续入侵“杀略人民”才断然用兵进击,甚至亲临太原前线。

次年,冒顿修书致文帝,提出复修和亲之事,司马迁全文引述了这封满篇和平友好言论的国书。根据司马迁在前面对冒顿好用计谋的描述,我们不难体会到,冒顿复修和亲之议八成是缓兵之计。中央开会讨论“击与和亲孰便”,因畏惧匈奴而主张“不可击”的论调占了上风,文帝只得接受冒顿复修和亲之议。

冒顿驾崩后,继任单于并未改弦更张: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匈奴列传》)

为防御匈奴进击长安,文帝甚至“发车千乘,骑十万”守备京畿。这样的国家状态若称得上“安宁”,只会是苟且偷安,迟早会被颠覆。文帝不得不再次主动出击,但他仅仅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匈奴列传》)

文帝加强戍边,派重兵防御匈奴,至“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若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基础,那么,在今天看来,“文景之治”未必值得称道。武帝继位后对匈奴采取强硬方针主动进击,不能不说是英明之举。

如今的通史类史书会大而化之地告诉我们:公元前129年,武帝发兵进击匈奴,历时近20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战果:先夺取今内蒙河套地区,后控制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设立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设张掖、敦煌两郡),先后移民70万,中华帝国的西北防线由此推至漠北塔里木盆地一带。

与《匈奴列传》对观,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概括实在太过掉以轻心。按司马迁的记叙,武帝为了控制河西走廊,曾与匈奴反复交手较量,战况惨烈,绝非轻易而得。即便设酒泉、燉煌郡后,匈奴右贤王亦曾“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武帝最终把河西走廊纳入疆域,是无数华夏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的作者说,司马迁虽然充分肯定武帝主动打击匈奴的国策,但他恰恰又在《匈奴列传》中说武帝“建功不深”。如此笔法表明,对司马迁来说,征服匈奴还不能代替“兴起‘圣统’”即抓立教的事业(页143)。笔者对这一说法感到好奇,特别细看《匈奴列传》的结尾: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这段结语文意曲折,的确有看头。司马迁先提到孔子的春秋笔法,无异于公开而非隐晦地告诉读者,《匈奴列传》即按此笔法写成。随之司马迁就让读者看到,自己如何“刺武帝”,而后世之人也很容易看出,他指责武帝“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史记•正义》)。换言之,就“刺武帝”而言,司马迁的笔法谈不上有什么“忌讳”,而是明确认为:即便打击匈奴实属必要,也没必要“多伐”,以至于国民生活一塌糊涂——这就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后人评价对得上了。

最后一句将“兴圣统”与“择贤将相”联系起来,令人费解。毕竟,“择贤将相”属于立朝而不是立教事业:立朝不稳,何以立教?“唯在择任将相哉”这个感叹句重复了一次,可见司马迁痛心疾首,堪称切当世之言。回头再看《匈奴列传》,的确有让人感到蹊跷之处。

司马迁写到,景帝坚持不懈地采取和亲政策取得了成效,至景帝终,匈奴仅仅“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言下之意,若武帝坚持和亲政策(用儒术),匈奴未必不会与新生的中华帝国和睦相处下去。可是,武帝随后就设计了一项剪灭匈奴主力的战役方案(用法术):设30万伏兵于马邑城(今山西朔县),用欺骗手段让单于以为能轻易取得马邑,趁单于“以十万骑”前来时一举灭之。单于上钩,但“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起了疑心,加上被俘的雁门尉史告密,武帝的谋略未能得逞。司马迁紧接着就说: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这是不是说,武帝用“谋”反倒断送了景帝的和亲政策所打造的与匈奴的和睦关系呢?或者,这是否就是司马迁所谓“兴圣统”却“建功不深”的意思呢?如果司马迁是所谓敦厚之儒,那么,这种情形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们值得注意到,司马迁颇为详细地记叙了冒顿(公元前209 – 前174)的崛起:他“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自立为单于”,而“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通“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30余万”(《匈奴列传》)。换言之,趁中国改朝换代之机,冒顿企图扩大汗国疆域,吞并中国(笔者不得不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

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匈奴列传》)

既然如此,这时的汉朝中央若有人一再主张和亲,就会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汪精卫之流。无论如何,我们很难设想,司马迁会迂腐到不懂得实际政治是怎么回事。

“汉初定中国”时的60年间,国内政局尚未完全安定,匪患和叛乱时有发生,而国际处境则相当险恶:冒顿的汗国正在积极扩张试图建立区域霸权。笔者不禁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1969年秋,笔者刚上初中,学校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第一周的课程是原子弹防护知识、步兵打坦克法和战地救护伤员。随后野营拉练整整两个月,虽然每天累得脸色惨白,但笔者如今绝没有理由说,这会带来“坏齐民”的结果。毋宁说,一边着手以新法术抓立教事业,倒可能会有如此结果。但话说回来,以这种方式抓立教事业,似乎又恰恰是因国际处境险恶所迫。

1978年秋,笔者走进大学校门,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际,与校为邻的13军某野战师驻地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再也听不见每日已经熟悉的作息军号声。三个月后,一场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随后,苏联的十万大军进入中亚腹地阿富汗,扶植起一个附庸政权,从地缘战略地图上看,似乎在侧应越南凭靠武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如今的我们很少有人愿意记得,新中国直到1989年才实际解除战争状态。当代的史家心里都清楚,戈尔巴乔夫得以访华的前提条件有两条:第一,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第二,苏军撤离中亚腹地阿富汗。

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如此描述武帝鼎定国疆时的天象: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武帝平定四夷时的天象未必都是吉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司马迁是在借天象表达微词吗?的确,司马迁在这里说“兵征大宛,星茀招摇”,但在《匈奴列传》中他则说: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匈奴列传》)

武帝把成功远逐匈奴视为实现“春秋大义”,而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武帝的原话,我们能认为他怀疑武帝崇儒是假?看来,司马迁的政治意识精细绵密,很难像今天那样划分左右。儒家讲“厚德”不等于不分敌我,更不等于不在乎家仇国耻。

武帝“诛大宛”之前两百多年时,亚历山大进兵至波斯本土,破波斯城后一把火烧掉,为一个半世纪前(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毁雅典卫城报仇雪耻。在西方的史家看来,亚历山大虽然出生在泛希腊城邦共同体边缘的马其顿,却具有自觉承继希腊文明的政治意识。兰克(1795 – 1886)有现代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用这样的文字描述亚历山大的复仇:

趁着狄奥尼索斯的庆典,马其顿人一把火点燃了波斯城——这是希腊诸神的复仇。这座位于皇陵旁的波斯寝宫由雪松木为主体,瞬间化为绚烂的火海。雅典的苔伊丝——狄奥尼索斯庆典上会有歌姬的表演——手持火把与亚历山大并肩而立,波斯人终于要为曾对雅典卫城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了。

对司马迁笔下的平城之战,当代日本学界研究东亚古代史的名家杉山正明有妙笔生花般的重述,并称此役“在世界史中也具划时代象征意义”——据说它标志着“所谓的‘游牧民时代’正式揭幕”。这位史学名家称匈奴为“弱者”,似乎高祖败走平城算得上世界历史上“弱者”反抗强者的胜利。 杉山正明是日本人,他这样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声称自己的说法乃依据司马迁。我们则可看到,按司马迁的记叙,匈奴“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冒顿“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并令“左右”随之,否则斩之,以此方式训练匈奴军人的服从和勇敢。冒顿当王后,随即“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匈奴列传》)

在《大宛列传》中我们还看到,冒顿击走月氏族时,甚至“以其[王]头为饮器”——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弱者”?

司马迁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指公元前104至前101年间,武帝号令中华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远征位于高原西麓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Farghana]地区)。我们值得意识到,大宛是古中华帝国与古地中海“天下”的帝国势力直接发生接触的地方。既然西方的古史学家把亚历山大东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我们也应该把武帝西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尽管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多费些笔墨。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破波斯帝国皇城后继续东进,兵至中亚腹地,夺取阿列亚(今阿富汗境内)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推进,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波斯帝国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地带)行省。

波斯是多民族帝国,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士(Bessus)试图趁大流士兵败之机自立,讨好亚历山大,指望希腊联军就此止步。亚历山大不吃这一套,迅疾夺取其首邑(今阿富汗中北部古城巴尔赫(Balkh]附近)。贝苏士也非等闲之辈,他避敌锋芒,退走北面的索?